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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幻想的故事探讨“失去”的意义——《东方早报》专访

  作者：99读书人 发布时间：2012-06-06 14:57:39

  　　由汤姆·汉克斯主演的“9·11”影片《特别响，非常近》于今年初上映，并入围奥斯卡两项大奖，而影片其实改编于同名小说，小说作者是1977年出生的乔纳森·萨福兰·弗尔（Jonathan Safran Foer）。就在电影《特别响，非常近》即将在今年上海电影节期间上映之际，小说中文版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现居纽约布鲁克林的作家乔纳森·萨福兰·弗尔日前接受早报记者电话专访，对于这部因电影而备受关注的小说《特别响，非常近》，弗尔说，和内容更加丰富的小说相比，电影的重点是“9·11”，而小说要谈的是一个男孩的幻想，以及人与人沟通的问题，弗尔反感“9·11”这个标签。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出生在华盛顿一个中上阶层家庭，他的父亲阿尔伯特·弗尔是美国反托拉斯协会主席，母亲是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199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念大一时，弗尔参加了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开设的初级写作课程。欧茨对他的作品很感兴趣，弗尔后来回忆，“她是第一个让人觉得我可以以任何方式写作的人。从那以后，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弗尔进入西奈山医学院学习，不久即退学继续写作。之后，弗尔前往乌克兰旅行，随后完成了长篇小说《了了》。

  　　弗尔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特别响，非常近》出版于2005年。在这部小说里，弗尔使用“9·11”作为故事背景，讲述了9岁男孩奥斯卡·谢尔如何应对父亲死于世贸中心灾难的故事。2009年，弗尔出版了非虚构作品《吃动物》，探讨素食主义。弗尔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确定自己对吃肉的态度。当我第一个孩子出生时，让我必须立即做出一个有利于他的决定。”这本书深刻地讨论了素食主义，穿插着许多有关个人故事的有趣叙述。2007年，弗尔入选《格兰塔》杂志“美国最优秀青年作家”，2010年，入选《纽约客》“美国四十岁以下二十位最佳作家”。目前，弗尔担任纽约大学创意写作课程教授，与同为小说家的妻子妮可·克劳斯住在布鲁克林。妮可的《爱的历史》曾于2009年在国内出版。

  　　《特别响，非常近》出版于2005年，以“9·11”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男孩的成长，9岁男孩奥斯卡早熟、聪明异常。他喜欢给斯蒂芬·霍金写信，在脑子里发明各种奇妙的事物。与父亲在一起时他最快乐，但他的父亲在“9·11”事件中丧生。奥斯卡偶然从父亲遗物中发现一个上面写着“布莱克”的信封和一把钥匙。小奥斯卡认为这是父亲留给他的寻宝游戏，他必须找到对应的那把锁。他开始在纽约寻找400多位姓布莱克的人。通过寻找，他走进了历史和陌生人多彩的生活，走进了爷爷奶奶的爱情和三代人的情感回忆。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是一个有些过于聪明的作家，在《了了》中，他玩足了多线、多时空、多叙事视角的把戏；探讨的问题也过于繁杂：犹太性、历史的本质、冷战结束后的东欧以及寻根。到了《特别响，非常近》，除了延续之前的叙事技巧，更多采用了很多非传统的写作技术，也就是所谓的“视觉写作”——小说使用了彼此相关的多条叙事线索，加入了许多与叙述相关的照片；而在书的末尾，是15页连续的图片，快速翻动的话，就如一个GIF动画，里面的人物从空中回到遭受轰炸的大楼里，这组照片表达了小主角想要父亲复生的愿望。这个写作把戏跟去年普利策奖获奖小说詹妮弗·卡根的《恶棍来访》有一拼，后者把PPT都搬到了小说里。

  　　从长篇处女作《了了》到非虚构的《吃动物》，以及这本《特别响，非常近》，弗尔的3部重要作品均已在国内出版。

  　　除了背景，

  　　小说与“9·11”无关

  　　东方早报：由你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特别响，非常近》入围了今年奥斯卡多项大奖，电影也将在今年上海电影节上展映，你个人喜欢这部由你作品改编的好莱坞电影吗？

  　　弗尔：我当然看过这部电影，但是电影本身和我的小说非常不同，但电影已经努力做得很好了。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小说本身更加感人，这是我的看法。

  　　东方早报：电影的侧重点是男主角奥斯卡寻找“布莱克”和那把锁的过程，小说内容其实更加丰富。

  　　弗尔：确实如此。小说的重点在于塑造9岁男孩奥斯卡这个人物，而电影本身的重点在于“9·11”带来的创伤，以及奥斯卡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此外，小说还用了大篇幅来描绘奥斯卡的古灵精怪的幻想，其实那也是我自己的一部分。

  　　东方早报：对比电影和小说，我并不喜欢电影中过于神经质的男孩，相反小说里的奥斯卡要可爱很多，你怎么看电影中那个并不像9岁的小演员？

  　　弗尔：我还是认可他的表演的。这里有个问题，在写作的时候，你无法预见将来被拍摄成电影给人看会是怎么样子的，但我认为电影真的很棒。

  　　东方早报：在小说《特别响，非常近》的封底，出版方把它归于“阅读‘9·11’”一类，在那次灾难之后，也确实出现了一系列以“9·11”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你的小说也是如此。你怎么看“9·11”文学这个标签？

  　　弗尔：我觉得这个标签已经过时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我的小说其实离所谓“9·11”文学非常远，而且这个标签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质，以此来契合“9·11”之后的美国歇斯底里的政治气氛，以这样一个标签让美国人知道，讨论“9·11”就该这样，让文学以标签形式，成为意识形态一部分。在“9·11”灾难发生的最初，不少文学作品确实是这样的，但我并不认同。对我而言，我写这部带有“9·11”背景的小说，主要还是想谈谈什么是家庭，父与子、母与子等这些关系中，人与人沟通的困难。

  　　东方早报：所以你认为，你这部与“9·11”有关的小说，其实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

  　　弗尔：当然，就算是我上一部关于乌克兰和犹太人历史的《了了》也和政治没有关系，虽然其中有很多隐喻。我不喜欢政治这个元素主导我的小说，包括《特别响，非常近》。我想澄清的一点是，我从没想过要刻意写一部关于“9·11”的小说，我想写的是一个男孩，写一个男孩的幻想，写他的秘密，而这些都与“9·11”无关。当我有写这样一个男孩念头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想过，它最后会成为这样一部书，也不知道要写多长，我按部就班就这么写了100多页，然后我才确定这个小说应该是这样的。

  　　东方早报：“9·11”发生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弗尔：我就在纽约，我也在尖叫，盯着电视看当时发生的一切，这是那时候全世界都在做的事情。“9·11”，这是曼哈顿人的共同经历。

  　　用幻想组成一个故事

  　　东方早报：小说里的奥斯卡是个热爱幻想的男孩，他给自己的标签上标明的身份包括：发明家、珠宝设计家、业余昆虫学家等10多个，这样一个有点古怪的男孩，是从哪里来的？

  　　弗尔：这都来自我的脑袋，在这个世界上可不存在像奥斯卡这样一个原型供我参考，他就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电影本身是无法完成塑造小说里奥斯卡这样一个形象的。在写这个奥斯卡的时候，我不用去考虑这个人物与真实世界的距离，你这么去想象他，完全不用考虑他的真实性。但电影不行。

  　　东方早报：在这部小说里，你塑造了一个耽于幻想的神奇男孩，最后他居然在纽约几百万人里找到了那个“布莱克”；在《了了》里，你则描绘了一个神奇的乌克兰犹太村庄，这个村庄有点像《百年孤独》的马孔多镇，你在写作中似乎特别中意这种神奇的力量。

  　　弗尔：因为小说本身就是关于虚构的，关于神秘力量，关于神话。《特别响，非常近》以及《了了》其实都发生在这个真实世界上，但它们也并非完全是真实本身。在《了了》里，许多篇章是一种象征，但我不认为《了了》跟所谓魔幻现实主义有关，它就是神话本身。

  　　东方早报：这个奥斯卡让我想起君特·格拉斯《铁皮鼓》里的奥斯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些相似。

  　　弗尔：那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铁皮鼓》对我也很重要。我也想过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但他们还是非常不同。我的“奥斯卡”爱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正因如此，他会在发现父亲留下的钥匙之后，全纽约乱跑寻找它的主人，他幻想那是父亲生前留下的一个游戏，是给他的。我不知道这样一种幻想对他是好还是不好，但对我而言，我想写的是幻想的力量，而不是“9·11”什么的，我用幻想组成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去探讨失去对我们的意义，以及我们对失去的反应。

  　　东方早报：奥斯卡去寻找钥匙的主人和那个叫“布莱克”的人，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惩罚，为自己在“9·11”那天没有勇气接听父亲最后的留言。

  　　弗尔：你说得非常准确。但每个人对奥斯卡所做的自我惩罚的反应是很不同的，奥斯卡在寻找的过程中，他遇到的每个纽约人，他们都有各自的失去的心理黑洞，我借此想说的是，奥斯卡并非是个特例，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像他一样。

  　　不写作可能是医生

  　　东方早报：在日常生活中，你还是个素食主义者，你也曾就素食主义写过一本非虚构作品《吃动物》，这算是你写作的一个特例吗？

  　　弗尔：关于食品问题，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其实就是那个庞大的食品加工业，写那本书也就是我想知道这样一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它对我们生活的环境有何影响，对动物的残忍到底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个工业所生产的食品是如何进入我们的生活的。所以我写这本书，就是对这个控制我们日常生活的食品工业的一种反应。我在书里也说了，在美国，99%的肉类来自食品工业，如果你想管好口袋里的钱，最好的办法就是少吃肉或者不吃肉。其实，离开庞大的食品工业，我们还是可以吃到正常的肉，它们来自小农场、家庭农场，它们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而对于素食本身，无论对我个人还是我的生活，都非常重要，我也想把这种体验通过这本书和大家分享。

  　　东方早报：你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选修了一门写作课，而这门课的老师就是美国著名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因为欧茨的鼓励和赞誉，你踏上了写作之路。如果当初没有选修那门课，你现在可能会在干什么？

  　　弗尔：我还真没想过，所以也真的不知道。要是当时没决定写作，我大概会成为医生。

  　　东方早报：你出生于1977年，但你成名非常早，2010年又入选《纽约客》“美国四十岁以下二十位最佳作家”，在年轻时候获得一系列荣誉对一个作家成长的作用是什么？

  　　弗尔：我想成名对我最大的作用就是写作动力，然后有信心去写那些字、句、段、页，并且以自己的方式。

  　　东方早报：你的太太妮可也是位知名作家，你们在一起会相互探讨各自的写作吗？

  　　弗尔：通常情况下，我不会在作品完成前就与别人分享，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我们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在家里，我们很少谈论各自的写作，在家里，我们谈论更多的是我们的孩子，日常生活，就像一般的家庭一样。

  　　作者 早报记者 石剑峰 出处：

  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12/6/6/8034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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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响，非常近

  作者：鹿鸣之什 发布时间：2010-12-08 00:12:19

  本书确实是特别响：每个人都在不停的说，说，说。祖父写给未见面儿子的信，每一篇都不分段。祖母写给奥斯卡的信，左边对齐且几乎一行一句。奥斯卡的自叙中穿插着一段段纯粹的对话。

  拼图式写作：本书的三个叙述者——祖父母与奥斯卡都只写出他们所见到的部分，且祖父母的书信将叙事的时间顺序打乱，读者要读完全书才能拼出祖父母的故事——幼时的相遇，错过又重逢，战争的创伤，无望的逃离，四十年后的回归。

  文字图像化：在书页中穿插奥斯卡叙述中提到的物品的照片让读者产生临场感，模糊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用大量空白与分段在纸上展现文字的声音效果，比如偷听别人对话的场景。

  它欠缺了什么：缺少描写，用大量对话向读者倾泻作者想表达的一切。多了难免罗嗦，尤其是简单句的罗嗦更让人不耐烦。

  为什么适合改编成电影：911背景下一个美国移民家庭的亲情与爱情，祖父母经历的德累斯顿轰炸带来历史的延续和深度。战争的创伤和灾难的创伤相对照，每个人都在经历心灵愈合之路。奥斯卡在纽约五区按字母顺序拜访布莱克们的故事组成一个个有趣的插曲，可通过影像展现纽约和形形色色的布莱克们。最后的几段文字尤其适合，配以童声，简直催泪。更可邀请斯蒂芬霍金献声！

  同名电影将由《时时刻刻》《朗读者》导演执导，汤姆汉克斯和桑德拉布洛克主演，2012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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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白纸的可能性

  作者：btr 发布时间：2012-07-06 16:00:31

  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 （2012/7/3）

  “他把一张空白的纸放在面前的桌上，用他的笔写下这些词。”这是保罗·奥斯特在《记忆之书》中写下的开头。十几年后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另一位美国青年作家的信，不是索要签名，仅仅希望得到一张他用以书写下一部作品的白纸。奥斯特给了他。年轻的美国作家就是乔纳森·萨福兰·弗尔。他还向多位知名作家索要白纸，海伦·德维特给了他一张会计纸，苏珊·桑塔格寄了张信纸给他，而乔伊斯·卡罗尔·欧兹给了他一张对折的废纸……弗尔把收集来的白纸小心装裱好，挂在客厅。

  假如你读过《特别响，非常近》，你会明白这一切并非乔纳森先生哗众取宠的行为艺术，而是这位生性内省、怪异、天马行空、11岁时不把一张1984年美国奥运体操队照片放在枕头下就睡不着的作家本性。这些空无一字的白纸，正是每一部小说开始之前无法穷尽的可能性。它们是空白，它们可以是一切。

  《特别响，非常近》的叙事者是9岁男孩奥斯卡，他的父亲在“9·11”事件中丧生。在偶然打碎的花瓶里，他找到一个信封。信封里有一枚钥匙——但不知它可以开启什么；信封上有一个名字“布莱克”——但不知道他的姓，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谁。像一部公路片，《特别响，非常近》追随奥斯卡探访形形色色的“布莱克”，他将文学史上常见的寻父主题置于21世纪的当下语境。他的寻找既是向外的、根据父亲留下的唯一线索找寻钥匙之谜；也是向内的，在寻找过程中延续自身对于父亲的记忆，延长那始终温暖的八分钟时差。唯有如此，一个关于失落的故事才有所得。

  在众多“9·11”小说中，《特别响，非常近》是异质的。从叙事的视角而言，它不同于约翰·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是来自外部的、穆斯林视角，从恐怖分子的角度书写“9·11”，以宗教、历史、文化的差异性切入，探讨悲剧发生的源头及不同文化和解的可能，整个小说的基调是质疑的；不同于巴基斯坦作家莫欣·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主人公昌盖兹是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巴基斯坦裔人，他的身份分裂，视角双重、矛盾；也不同于科伦·麦凯恩的《转吧，这伟大的世界》——科伦·麦凯恩以1974年双子塔刚建成时的走钢丝表演开篇，以地标建筑的“生”探寻“死”。

  就叙事风格来说，没有谁比乔纳森·萨福兰·弗尔更大胆、彻底、激进——不仅在语言层面追求独特风格，他也不断探寻小说的边界（照片成为小说的一部分，文字进行了各种排版，甚至出现连续空白页<P123~125>），寻找白纸上的所有可能性。

  不久前的电话采访中，乔纳森以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为例，说明“语言只是一个近似值”。他说,　“博尔赫斯短篇中的主人公能够记得生命中的各种细节，每一件具体事物、每一块石头、每根树枝都有其专名的语言是不可能的。这有点像‘草’这个词能够指称数百万种不同的草。这不仅发生在词的层面，有时也发生在隐喻的层面，或者创造一幅图像代替文字，或者讲述一个渐渐变成符号的故事。”《特别响，非常近》最大的特点是以各种图片或图片序列“校正”、补辍、（有时）挑战语言的近似值。这些视觉元素有时提出问题——如第52页上那个以绿色书写的“紫色”，既包含了对于符号学的思考，又是推进情节的细微线索；有时它也表达某种情绪——通过排版的变化，文字愈来愈密集，字距逐渐缩小直到无法辨认，为的是表现主人公的内心状态。全书最直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元素要数结尾处的图片序列——只要你快速翻动那些书页，就可以看到走投无路的人们从双子塔上跃下的场景（逆序），纸上动画片在小说中的运用史无前例。

  乔纳森的语言实验可以追溯到2002年6月他发表于《纽约客》杂志的文章《心脏病标点初级教程》(A　Primer　for　the　Punctuation　of　Heart　Disease)中。在这部短篇里，乔纳森生造出各种各样的古怪标点——“沉默号”、“执意沉默号”、“不懈问号”、“非感叹号”、“低落号”——来描绘文字罅隙间无以名状的细微感觉。这被视作乔纳森文学创作的原点：探寻语言本身、语言边界，探寻各种可能性补辍语言之“不能”。

  在他的长篇处女作《了了》中，他利用语言游戏创造出独特的叙事声音——他藉由乌克兰翻译的蹩脚英文制造了大量有意的词语误用：把做爱称为“一起充满肉欲”，把睡觉称为“制造很多Z”，把退休称为“退化”，把黑人称作“老黑”——以错位的语言的幽默讲述苦涩的寻根故事。

  当小说的叙事风格如此直接强烈，小说的“9·11”背景又如此夺目时，我们无法避开风格与主题的契合问题。乔纳森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与其说这是一部“9·11”小说，不如说它只是一个关于家庭、失落的故事。《特别响，非常近》由男孩奥斯卡叙事——这或许可以用来讨巧地解释这些与主题相比稍嫌花哨的写法；但它对于“9·11”事件本身的思考仅仅停留在家庭的层面，是流于表面的。对于众多“布莱克”的寻访，诚然部分描摹了后“9·11”时代纽约城市的面貌，但它的广度远胜深度，小说缺乏更深入、更有说服力的探讨，或许这也是利用孩童叙事者所固有的限制。

  《特别响，非常近》的英文原版发表于2005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后的七年里，乔纳森·萨福兰·弗尔仅仅出版了一本非虚构类作品和一本小说。非虚构作品《吃动物》虽然探讨的是对于工厂化农场的质疑及杂食者的两难，但使用的手法与他的几本小说无异：仍有词条式的列表、采访及混杂的文本。小说《符号之树》（Tree　of　Codes）则走得更远——他将一个个词语从布鲁诺·舒尔茨的《鳄鱼街》英译本中挖走，从而将《鳄鱼街》变成了另一个故事——整本书更像一个艺术作品，其“玩弄文本”的姿态也始终未变。

  延续自身的风格是一回事，重复太过显而易见的手法则是另一回事。乔纳森·萨福兰·弗尔的困境正在于此：他的风格化叙事往往过于丰盛而炫目，以至于遮蔽了小说本身。或许正如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撰写的书评所言：如果能“多一点点沉默，少一点点讯息，少一点点图像化的工具会令福尔出色的同理心、想象力及善意更响亮地共鸣。”或许懂得适当的留白，也是一张白纸的可能性之一。

  在电话采访中，乔纳森也谈及了写作的困难之处。在他看来，“许多小说写作都是寻找直觉，或追寻自身的好奇心，我的写作并非出于一种‘选择’或出于有意识的大脑。写作真的关乎自由，对我而言，这种自由意味着去探寻的自由，而并非那种你需要去完成的工作。写作根本不是‘要去完成’的那种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特别响，非常近》是表现性的、是探寻式的，它追寻着我的本能。”相较于怎样去写，乔纳森认为“写作最困难的地方很可能在于选择去写什么。这要比写作本身困难许多。它必须足够有份量，足够好。语言、结构等等也都很重要，但是对我而言，最最难的还是搞清楚故事究竟要说什么。”对于美国众多的创意写作课程，他表示：“这些写作课也无法把那些成不了作家的人变成作家。它不会赋予没有天赋的人以天赋，但它会提炼你的天赋，给予你写作的时间和空间，帮助你养成一种好的写作习惯。”

  或许，这段时间的沉寂只是乔纳森的一段蛰伏期，他并不急于发表下一部作品，因为他明白，惟有时间可以证明一部小说成功与否：“历史会给出评断。等到10年或20年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谁是最佳。很多我们如此认为重要的作品，以后会变得根本不重要。而那些真正重要的作品，在现在这个时刻可能被忽略了。”

  http://www.eeo.com.cn/2012/0703/22929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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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爱，你愿意付出多少？

  作者：Sondia 发布时间：2012-06-07 17:07:29

  如果恰克•帕拉尼克能有迈克尔•夏邦的写作才能，并且运用那种独特的人物发展技巧，再作一些变形，加入一些悲伤事件，重写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许他会写出《特别响，非常近》这样的杰作。只有这样夸，才能定义这本独特的书。时间进入21世纪第2个十年，现在说一本2005年出版的书为“经典”也许为时过早。但我仅代表我个人宣布，就像《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本书必将成为美国的文学经典，成为表现美国、美国人的范本。

  判断一本书，不是看它写于什么年代，而是看它写得怎么样，而这本书，可以说几乎完美无缺。

  9岁男孩奥斯卡的父亲死于“9•11”恐怖袭击，小男孩的生活一下子天翻地覆，他的精神在慢慢崩溃。关于9•11当天，他还有个秘密，他没和任何人说过这个秘密，尽管他自己时常想起来。这个秘密正在吞噬他（如果你知道了，它也会永远存在于你的心里）。奥斯卡聪明早熟，很有想象力，这样的设置可以让作者发挥他很有奇妙的长处。奥斯卡探寻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只信封，信封里装置一枚钥匙，信封上是红字写着的“布莱克”。他深深地陷入了这个谜中。他想起自己过去和爸爸玩的游戏，决定寻找这把钥匙开的那把锁，希望以此让自己离父亲近一些。

  作者使用了很引人入胜的写法，使用图片、信件、闪回、闪回，不但写出了现在的奥斯卡，也写出了他的过去和未来。《特别响，非常近》是写作形式的原始宝库。我从没读过如此包罗如此多体裁、如果丰富内容的小说。

  但好看的小把戏成就不了一部经典。弗尔塑造的奥斯卡会成为美国又一经典角色。把他写得太像个成人，读者会觉得假，把他写得太像个孩子，那承接整个故事的戏剧性情节就没法存在。弗尔找到了很好的平衡，他给了奥斯卡一些超出年龄的成人性格，但对塑造了这种性格的起源做了很好的说明（他遭受了这么大的打击，必须尽快成熟起来）。同时，通过描述他孩子气的行动，弗尔又很小心地塑造出了小角色孩子气可爱的一面。

  使用“9•11”作为背景很危险，但弗尔毫发无伤地过了关，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并没有局限于“9•11”事件，他并没有仅仅写，奥斯卡的困境是这次大灾难造成的。他通过描写祖父一代，让我们从侧面了解这个人物。这本书不是要控诉恐怖主义，它要表现的是一对父子间斩不断的血脉联系，为了让联系永远存在下去，一个人可以付出多么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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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响，非常近

  作者：btr 发布时间：2005-04-30 09:45:27

  书评原作者：JOHN UPDIKE

  译自《纽约客》

  乔纳森·萨佛兰·福尔，生于1977年，2002年出版了令人惊讶的、滑稽的、温柔的、有着杂乱而奢华情节的小说《一切皆被照亮》(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 后成名。从乌克兰导游亚历山大·佩乔夫一口极有趣的、辞不达意的英文，到对一个波兰犹太村庄1791年至1942年间充满激情的虚构回忆，小说不断予读者以惊讶，并以从前未曾见过的写作手法提升了读者的注意力。福尔的第二本小说《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 延续了高度的创造性和情感迫求，小说发生于纽约城坚实的土壤之上，在近来人们最熟知的灾难——2001年世贸中心遇袭后。

  小说的主人公、九岁的小男孩奥斯卡·史埃尔在双塔之一的倒塌中失去了他的父亲托马斯。此外，他是唯一一个听见了托马斯——当时他被困在世界之窗的一个会议中——在家里答录机里留下的五条留言的人，这些留言一条比一条悲观。一年之后，他有了许多症状：失眠，害怕电梯和阿拉伯人，及一种正“身处巨大黑海中央”的感觉。当读者意识到将与一位郁郁寡欢、部分感知真相的九岁孩子共度超过300页的时候，他的心头微微一沉。这本小说——传统中西方布尔乔亚的镜子，教会它的成员如何刮胡子、如何穿着、如何举止——将重点置于成人道德选择及其后果之上。除了一些有才气的例外如狄更斯、马克·吐温和亨利·詹姆士外，小说家们从未对孩子足够认真到可以他们作主角的程度。无论多么敏感、观察能力多么强，普通的孩子总缺少进行性爱活动的能力和特质；因此，他存在于（差不多是）社会契约的边缘，存在于他人的命令与妥协中。然而最近几年，一些年轻的小说家——如斯蒂芬·米尔豪瑟(Stephen Millhauser)和乔纳森·勒瑟姆(Jonathan Lethem)就是其中两位——将充满野心、精力充沛的努力，献诸于对狂热的业余爱好的细节描述、对流行文化醉人的过度执迷，及以疏离和依赖为特征的当代美国孩童中。孩童时代作为小说题材的新成功也许标志着人类本性的一种转换；从人类学的观点看，人类是种族迷思、信仰及规则的接收者和延续者。老一辈的小说家，溯及乔依斯、普鲁斯特和海明威描摹了这个传统观念的痛苦投射；而新一代的小说家，几乎未从他们自由主义的、心不在焉的中产阶级父母那儿继承任何既定观念，他们将孩童时期视为创造孤独的、单人部落经验(图腾、仪式、赖以生存的教义)的地方。

  福尔的主人公，一个九岁的无神论者，他的直系亲属包括一条叫布克敏斯特的狗，异常宽容的、在家工作的母亲，住在街对面、通过一个儿童监听器与之交谈的可爱的祖母和祖父——得累斯顿爆炸的损伤夺走了他的语言能力；几乎没人能治愈奥斯卡的突然丧父之痛。《一切皆被照亮》里二十岁的主人公有明显的犹太血统，充满了意第绪的活力作为自我的根基；而小奥斯卡只有一个小手鼓、一本名叫“影响我的事物”的剪贴簿，和一个认为他应该住院治疗、以免在难以平息的悲伤和震惊时伤害自己的心理医师。他的家庭有些古怪地似乎无根；他爷爷奶奶说德文，但他们不是犹太人，因为在1945年2月联军在德累斯顿突袭时，他们还能自由行动，而事实上，他祖母在家里藏了一个犹太人。也没有他们是基督徒的证据，尽管据说祖母相信上帝。奥斯卡的母亲是位忙碌的律师，想成为雕刻家的父亲则老不情愿地经营着祖父创立的一家珠宝行；但史埃尔本质上还是如同塞林格的玻璃家庭般在西岸生存：有足够的钱来支持他们彼此的融合及他们伤痛的过去。

  他的祖父母在一家百老汇面包店里相遇，为彼此拯救，他们冲动地结了婚。实际上，他们年轻时曾在德累斯顿遇见过，祖父爱的其实是祖母的妹妹，他令她怀孕，但她在德累斯顿爆炸中死去。这对夫妇创造了一种最低限度的沉默的婚姻生活，和严格遵守的公寓“无物区”和“有物区”。(zones of Nothing and Something) 1963年，祖父逃回德累斯顿，那时他知道了其妻子——打破了他们之间的规则之一——已经怀孕了，而四十年后她离开了纽约。在他们撤退的地方，满是给他们所残酷遗弃的人们的信件——祖母给奥斯卡的，老托马斯·史埃尔给他从不见面的儿子的的信数以百计，都未曾寄出。他的儿子于2001年9月11日死于韶华之年。

  每封信都有古怪风格，一眼便可识别。祖母的信有短小的、左对齐的段落，句子之间有额外的空间。老托马斯·史埃尔会写成一个大段，当他不那样时，作为描写对话的手段，他写单句。这些答句每一页印一句，成为小说真正的“翻页器”(page-turner)，一种系列幸运曲奇：

  很抱歉，这是我得到的最微小的

  开始散布新闻……

  老样子，劳驾

  谢谢你，但我快要爆发

  我不肯定，但已夜了

  救命

  哈哈哈！

  请嫁给我

  小托马斯·史埃尔总是拿着支红色钢笔读书，一边把错误圈出来，这是很讨他儿子喜欢的习惯和技巧之一。他在福尔的书页上做标记，在一封1978年4月收到的信上他画了很多红色的圈（真正红色的，这是一本全彩的小说）。插图/印刷的把戏还不止于此，文本被各种照片打断：星星、珠宝、钥匙、曼哈顿的窗、指纹、后脑勺、大象眼睛、乌龟交配、电视上的史蒂芬·霍金、劳伦斯·奥利弗爵士演出哈姆雷特、从葡萄牙一个网站上扒来的坠下世贸中心的一个模糊身影。奥斯卡觉得这可能是他父亲，所有的照片都在他脑中闪现。还有，祖父最长的一封信——在一幅“这本书没有足够的页数令我能讲述我应该告诉你们的故事”的插图里——探讨了电脑化排版的诸多可能性：一页又一页，行与行之间、一行中词与词之间渐渐地越来越挤迫，以至于整页变得无法读认，最后几乎成了一块艾德·莱因哈特(Ad Reinhardt)式全黑的画布。在这封不平常的信件开头，托马斯讲述了如何利用电话键盘来打字，并有整整两个半页理想读者(我不是)能够破译的数字密码。在书中间还有三页空白，作为一次不幸事件的插图：祖母写了一个有关她生活的故事，长达千页，最后却发现打字机里根本没有色带。她怎么会一点没发现呢？她总说，她的眼睛“不太灵光”。但即使作为对交流缺席的魔幻现实主义隐喻，也很难想象她持续的盲目。

  读者同样难以想象，一个九岁的男孩被允许每周末在五个区奔波，以字母顺序打听216个电话簿里列示的“布莱克”(Black)——在他父亲的壁橱最高一层搁板的蓝色花瓶里，奥斯卡找到一个信封，信封里有一把钥匙，信封上则写着这个名字。起先他步行，不断摇着他的小手鼓，“因为这帮助我记得，即使我穿行于不同的街区，我还是我。”主人公的这项活动是他接近其死去父亲的特有方式；他接近其活着的母亲的方式则是：当她准备出门时，帮她拉上裙子后背的拉链。

   

  在他们楼上的公寓里，碰巧，有一个103岁的老人叫布莱克——确切地说，叫布莱克先生。尽管他24年来未曾离开过他的公寓，他答应陪奥斯卡一起寻找。福尔有列表的才能，创造性存货，而他在布莱克们中的漫游有着生动的瞬间：阿比·布莱克住在纽约最狭窄的房子里，那儿以前住的是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一个流行病学家；她和奥斯卡谈大象的记忆和眼泪时，一个看不见的男人在隔壁房间里大叫，吸引她的注意力；阿贝·布莱克住在康尼岛，他带着奥斯卡在飓风中兜风；艾达·布莱克拥有两幅毕加索，有一个叫盖尔的非洲裔美国人作仆人，似乎还很可疑地知道不少奥斯卡的事情；福·布莱克，住在唐人街，到处贴着“I II”样子的海报，因为在中文里，ny的意思是“你”；乔治亚·布莱克，住在史坦登岛，她在卧室里建立了一个有关她丈夫生活的博物馆，在隔壁房间，他也做了一个她的。我丝毫不怀疑福尔有足够的资源，能带领我们伴着可爱的怪人们穿越字母，但我很感激他没有这样做；戏谑的创造性可能会变得装腔作势。渐渐地，福尔令我们忘记了奥斯卡的小鼓、用“自己拉上睡袋的拉链”表达的情感退缩和用“穿着沉重的靴子”表达的沮丧。至于奥斯卡的小发明——一个壶口能变成一只嘴，吹奏美丽旋律或朗诵莎士比亚的茶壶；一个一旦吞下、便能播放我们的内部声音的微型麦克风；一辆可降解的汽车；遍布的安全网络——我猜它们体现了奥斯卡企图改善一个敌意世界的欲望，也可安抚孩子巨大的无力感。

  本书的图像化润饰在最后几页达到了顶峰，童书中介绍的一个翻页器满足了奥斯卡一切皆可逆转的渴求——坠落变成了上升。这堪称有史以来最有趣的幸福结局，还出人意料地很令人感动。但，总的来说，本书过分亢进的视觉平面遮蔽了其语言戏剧的空洞单音。混乱和不满折磨着史埃尔，缺少对德累斯顿轰炸或广岛(书里也有，可作为一种尺度)的描述可成为一个托辞。没有一种与《一切皆被照亮》中困扰祖父辈的纳粹暴行相对称的东西。于是，这本发生在本地的最新小说，与其旧世界的前作相比，似乎相对薄弱一些，过分展开了，而在感情上较丰润。祖父史埃尔为何抛弃他怀孕的妻子没有得到解释，而仅仅被思索了一番。祖母这样向奥斯卡描述他的离去：

  为何你要离开我？

  他写道，我不知道怎样去生活

  我也不知道，但我会试着去

  我不知道如何去试

  为了解释她狭隘静态的生活，她认为：“那一直是我的问题。我怀念我已经拥有的，而我用那些消失的东西将自己包围。”祖父母的声音都太过武断，离开时喊着“我爱你，我爱你！”这就好像作者想给予他的角色们他自己的热心肠，但移植手术却不曾发生。“我爱你那么多这伤害了我。”祖母在给奥斯卡的信中写道。在这个家里，人人都不断地说，“我很抱歉”，但没人的举止很抱歉。

  我们渐渐发现，奥斯卡的母亲一直比看上去更细致地保护她的儿子，但孩子得自己推断出这点。有趣的是，他的文风是写一段段的对话，除非有时当他和母亲对话时，他把他们简短的交谈写得尽可能短，一如对孩童时代的先锋研究《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的老鼠尾巴。以类似的极简主义的落伍的时尚，祖母的最后一封信看来表达了小说的说教，奥斯卡赖以生存的教义。她回忆了睡在她姐姐——她丈夫的真爱——身边的情景：

  我们的手臂相触。

  夜了，我们累了。

  我们猜想还有其它的夜晚。

  我说，我想告诉你一些事。

  她说，你可以明天再说。

  我从没告诉过她我有多爱她……

  我考虑过叫醒她。

  但没必要。

  还有其它的夜晚。

  而且你怎么能对一个你爱的人说我爱你呢？

  我翻身向我这边，在她身旁入睡。

  这就是我一直想告诉你的所有事的要义，奥斯卡。

  永远有必要。

  其宁静的方式甚为出彩，但或许如同孩子们一样，给予了言词太多的重要性。人们知道的比别人告诉他们的多。当他们相爱，他们知道，即使在一个“爱”尚不是一个全能口号的年代。写疏离也不输T.S.艾略特：

  没有词汇

  来描述家庭中的爱，生活其中

  却没有看见的爱，光之中

  其它一切都看见了，爱之中

  其它的爱都找到了言辞。

  这份爱却是沉默。

   

  我们必须信任父母或孩子会听见我们的声音，即使在沉默中，在这样一个害怕沉默的年代，在一个背景音乐、电视和它们的电脑化对等物填充着交通噪音留下的少许缝隙的年代。我愿意说，福尔是一个天生吵闹的作家——一个天生的打油诗作者，一个玩笑者，充满了好主意和特别效果，渴望让我们失去平衡，娱乐我们。这本小说的标题“特别响，非常近”暗示了他想在读者身上制造的那种效果。但或许多一点点沉默，少一点点讯息，少一点点图像化的工具会令福尔出色的共情（empathy）、想象和善意更响亮地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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